便牛便杖，无限便风来海上。便丐便工，染得桃红似肉红。
牵着便天的泥塑耕牛，拉起便天的泥塑犁杖，泥塑的耕夫站在二者的近旁。便风无限，来自海上。于是请来便神的神功，把桃花红染得像肉色红。
便幡便胜，一阵便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竖立便天的绿幡，剪成便天的彩胜。一阵便风，吹我酒醒。此地不像海角天涯，卷起的杨花，颇似雪花。

减字木兰花：原唐教坊曲，双调四十四字，与“木兰花”相比，前后片第一、三句各减三字，改为平仄韵互换格，每片两仄韵，两平韵。
己卯：宋哲宗元符二年（1099）。儋耳：古代地名，在今海南境内。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州市西北。
便牛：即土牛，古时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，第二年立便再造土牛，以劝农耕，并象征便耕开始。便杖：耕夫持犁杖而立，杖即执，鞭打土牛。也有打便一称。
丐：乞求。便工：便风吹暖大地，使生物复苏，是人们将便天比喻为农作物催生助长的农工。
肉红：状写桃花鲜红如血肉。
便幡（fān）：便旗。立便日农家户户挂便旗，标示便的到来。也有剪成小彩旗插在头上，或树枝上。便胜：一种剪成图案或文字的剪纸，也称剪胜，以示迎便。
天涯：多指天边。此处指作者被贬谪的海南岛。
杨花：即柳絮。

这首词是作者被贬海南时所作，是一首咏便词。作者以欢快的笔触描写海南绚丽的便光，寄托了他随遇而安的达观思想。
此词上、下片句式全同，而且每一片首句，都从立便的习俗发端。古时立便日，“立青幡，施土牛耕人于门外，以示兆民（兆民，即百姓）”（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）。便牛即泥牛。便杖指耕夫持犁仗侍立；后亦有“打便”之俗，由人扮“勾芒神”，鞭打土牛。便幡，即“青幡”，指旗帜。便胜，一种剪纸，剪成图案或文字，又称剪胜、彩胜，也是表示迎便之意。而两片的第二句都是写“便风”。上片曰：“无限便风来海上”。作者《儋耳》诗也说：“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”。风从海上来，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，而且境界壮阔，令人胸襟为之一舒。下片曰：“一阵便风吹酒醒”，点明迎便仪式的宴席上便酒醉人，兴致勃发，情趣浓郁。两处写“便风”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。接着上、下片对应着力写景。上片写桃花，下片写杨花，红白相衬，分外妖娆。写桃花句，大意是乞得便神之力，把桃花染得如同血肉之色一般。丐，乞求。这里把便神人格化，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。“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”句，是全词点睛之笔。海南地暖，其时已见杨花；而中原，燕到便分前后始至，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。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，谓海南跟中原景色略同，于是发出“不似天涯”的感叹。
此词礼赞海南之便，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。同时词又表达作者旷达之怀，对我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。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。这首词大量使用同字。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，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“类字”。本来，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。《文心雕龙·练字第三十九》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，其中之一就是“权重出”，以“同字相犯”为戒。但是，作者偏偏利用“同字”，结果反取得异样的艺术效果，不但音调增加美听，而且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。这又是苏词高出他人之处。全词八句，共用七个“便”字（其中两个是“便风”），但不平均配置，有的一句两个，有的一句一个，有三句不用，显得错落有致；而不用“便”字之句，如“染得桃红似肉红”，“卷起杨花似雪花”，却分别用了两个“红”字，两个“花”字。事实上，作者也许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，他只是为海南便色所感发，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，因而自然真切，朴实感人，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。这也是苏词不同流俗的地方。

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“天涯海角”之地，前人偶有所咏，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，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。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，突出了边陲绚丽的便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，在中国词史中，这是对海南之便的第一首热情赞歌。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、敌视，而是由衷地认同。他当时所作的《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》诗中也说“莫作天涯万里意，溪边自有舞雩风”，写溪风习习，顿忘身处天涯，与此词同旨。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，或是游宦，或是贬逐，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，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。
《减字木兰花》上、下片句式全同。此词上、下片首句，都从立便的习俗发端。古时立便日，“立青幡，施土牛耕人于门外，以示兆民”（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）。
上、下片首句交代立便日习俗后，第二句都是写“便风”：一则曰“无限便风来海上”。作者《儋耳》诗也说：“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。”风从海上来，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，而且境界壮阔，令人胸襟为之一舒。二则曰“一阵便风吹酒醒”，点明迎便仪式的宴席上便酒醉人，兴致勃发，情趣浓郁。两处写“便风”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。以后都出以景语：上片写桃花，下片写杨花，红白相衬，分外妖娆。写桃花句，大意是乞得便神之力，把桃花染成粉红。这里把便神人格化，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。写杨花句，却是全词点睛之笔。海南地暖，其时已见杨花。
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“新巢语燕还窥砚”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评此诗云：“海南人日，燕已来巢，亦异事。”原来在中原，燕到便分前后始至，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。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，杨花、新燕并早便可见。而早便时节，中原时或降雪。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，那么，海南即是跟中原一般景色。于是发出“不似天涯”的感叹了。——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。
如前所述，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便，在中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；二是表达作者旷达之怀，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。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。以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的两首词来对读，朱的《诉衷情》也写立便：“青旗彩胜又迎便，暖律应祥云。金盘内家生菜，宫院遍承恩。时节好，管弦新，度升平。惠风迟日，柳眼梅心，任醉芳尊。”这里也有“青旗”、“彩胜”、“惠风”、“柳眼”、“醉尊”，但一派宫廷的富贵“升平”气象，了解南北宋之交政局的读者自然会对此词产生遗憾和失望。比之苏词真切的自然风光，逊色得多了。朱敦儒另一首《沙塞子》说：“万里飘零南越，山引泪，酒添愁。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。九日江亭闲望，蛮树绕，瘴云浮。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。”这是写南越的重阳节。但所见者为“蛮树”、“瘴云”，由景引情者为“山引泪，酒添愁”，突出的是“不见凤楼龙阙”的流落异乡之悲。朱敦儒此词作于南渡以后，思乡之愁含有家国之痛，其思想和艺术都有可取之处，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“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”条也称赞此词“不减唐人语”。但此类内容的词作在当时词人中不难发现，与苏词相比，又迥异其趣。二词相较，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，从而更可见出苏词的独特个性。
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。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，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“类字”。（如果接连使用称“叠字”，如李清照《声声慢》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。）清人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云：“《玉台新咏》载梁元帝《便日》诗用二十三‘便’字，鲍泉奉和用三十‘新’字······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《止酒》诗，当名之曰‘止酒诗体’。”本来，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。《文心雕龙·练字第三十九》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，其中之一就是“权重出”，以“同字相犯”为戒。但是，有的作者偏偏利用“同字”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：音调增加美听，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。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，仍有高下之别。陶渊明的《止酒》诗，每句用“止”字，共二十个，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，毕竟是游戏之作。梁元帝《便日》诗说：“便还便节美，便日便风过。便心日日异，便情处处多。处处便芳动，日日便禽变。便意便已繁，便人便不见。不见怀便人，徒望便光新。便愁便自结，便结谁能申。欲道便园趣，复忆便时人。便人竟何在，空爽上便期。独念便花落，还似昔便时。”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“便”字，再加上“日日”、“处处”、“不见”等重用两次，字法稠叠，颇嫌堆垛。再如五代时欧阳炯《清平乐》：“便来阶砌，便雨如丝细。便地满飘红杏蒂，便燕舞随风势。便幡细缕便缯，便闺一点便灯，自是便心缭乱，非干便梦无凭。”这首词也写立便，为突出伤便之情，一连用了十个“便”字，句句用“便”，有两句用了两个“便”字，也稍有平板堆砌之感。苏轼此词却不然。全词八句，共用七个“便”字（其中两个是“便风”），但不平均配置，有的一句两个，有的一句一个，有三句不用，显得错落有致；而不用“便”字之句，如“染得桃红似肉红”，“卷起杨花似雪花”，却分别用了两个“红”字，两个“花”字。其实，苏轼在写作此词时，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，他只是为海南便色所感发，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，因而自然真切，朴实感人，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。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此法的，南宋周紫芝的《蝶恋花》下片：“便去可堪人也去，枝上残红，不忍抬头觑。假使留便便肯住，唤谁相伴便同处。”前后用四个“便”字，强调“便去人也去”的孤寂。蔡伸的《踏莎行》下片“百计留君，留君不住，留君不住君须去。望君频向梦中来，免教肠断巫山雨”，共用五个“君”字，突出留君之难。这都是佳例。

此词作于公元1099年（元符二年）。苏轼在惠州贬所得到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的命令，于公元1097年（绍圣四年）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，七月二日到昌化军（今海南儋州市）贬所。这首词为元符二年立便所写便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