曳杖危楼去。斗垂天、沧波万顷，月流烟渚。扫尽浮云风不顷，未放扁舟夜渡。宿雁落、寒芦深处。怅望关河空吊影，正人间、鼻息鸣鼍鼓。谁伴我，醉中舞。
拖着手杖，独上高楼去。仰望北斗星低低地垂挂在夜天，俯视沧江正翻起波浪万顷，月亮流泻在烟雾迷漫的洲渚。浮云被横扫净尽、寒风飘拂不顷，不能乘坐小船连夜飞渡。栖宿的鸿雁已经落在萧索的芦苇深处。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，想望祖国分裂的山河，徒劳无益地相吊形影。这时只听到人间发出的鼾声像敲打鼍鼓，还有谁肯陪伴我乘着酒兴起舞？
十年一梦扬州路。倚高寒、愁生故国，气吞骄虏。要斩楼兰三尺剑，遗恨琵琶旧语。谩暗涩铜华尘土。唤取谪仙平章看，过苕溪、尚许垂纶否。风浩荡，欲飞举。
事隔十年好像一场噩梦，走尽了扬州路。独倚高楼夜气十分冷寒，一心怀愁为的是祖国，恨不得一气吞下骄横的胡虏。要亲手杀死金的统治者用这把三尺的宝剑，莫使留下怨恨像王昭君弹出的琵琶怨语。让宝剑暗淡无光，白白地生锈化为尘土。我请您来评论看看，经过苕溪时，还能允许我们垂纶放钓否？大风浩荡，不停地吹着，我雄心勃发，要乘风飞举。

注释
贺新郎：词牌名。
李伯纪：即李纲。
鼻息鸣鼍鼓：指人们熟睡，鼾声有如击着用猪婆龙的皮做成的鼓，即有鼾声如雷之意。鼍鼓：用鼍皮蒙的鼓。鼍：水中动物，俗称猪婆龙。
⑷“谁伴我”二句：用东晋祖逖和刘琨夜半闻鸡同起舞剑的故事。见《晋书·祖逖传》。
十年一梦扬州路：化用杜牧诗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，借指十年前，即建炎元年，金兵分道南侵。宋高宗避难至扬州，后至杭州，而扬州则被金兵焚烧。十年后，宋金和议已成，主战派遭迫害，收复失地已成梦想。
骄虏：指金人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说匈奴是“天之骄子”，这里是借指。
要斩楼兰：用西汉傅介子出使西域斩楼兰王的故事。《汉书·傅介子传》载，楼兰王曾杀汉使者，傅介子奉命“至楼兰。……王贪汉物，来见使者。……王起随介子入帐中，屏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刃交胸，立死。”
琵琶旧语：用汉代王昭君出嫁匈奴事。她善弹琵琶，有乐曲《昭君怨》。琵琶旧语即指此。
谩暗涩铜华尘土：叹息当时和议已成顷局，虽有宝剑也不能用来杀敌，只是使它生铜花（即铜锈），放弃于尘土之中。暗涩：是形容宝剑上布满铜锈，逐渐失光彩，失去作用。铜华：指铜花，即生了铜锈。
垂纶：即垂钓。纶，钓鱼用的丝线。传说吕尚在渭水垂钓，后遇周文王。后世以垂钓指隐居。

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，并引发出孤单无侣、众醉独醒的感慨。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。
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，只见夜空星斗下垂，江面宽广无边，波涛万顷，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。“扫尽”三句，是说江风极大，将天上浮云吹散，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。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，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。
“怅望”两句，先是怅望祖国山河，徒然吊影自伤；这时正值深夜，“鼻息鸣鼍鼓”，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，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。“谁伴我”两句，承上；“月流烟渚”、“怅望关河空吊影”，用李白《月下独酌》“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”诗意，自伤孤独（辛弃疾《贺新郎·别茂嘉十二弟》结句之“谁共我，醉明月”，与此意同）。李纲与己志同道合，而天各一方，不能在此月下同舞。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，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。
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明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，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。
“十年”这一句，是作者想到十年前，高宗在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即位同时，当时为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。不久高宗南下，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；次年秋金兵进犯，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，扬州被金人攻占，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，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，此处化用杜牧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（《遣怀》）诗句。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，使人怀想之余，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，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。“倚高寒”两句，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，但觉寒气逼人，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，不由愁思满腔，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，豪气如潮，足以吞灭敌人。“要斩”两句，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。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，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（西域国名）王那样对付金人。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，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。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，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，必须坚决抵抗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诗云：“千载琵琶作胡语，分明怨恨曲中论。”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，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，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。“谩暗涩”句，这里运用比喻，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。“唤取”两句，先以“谪仙”李白来比李纲，兼切李姓，这是对李纲的推崇。李纲自己也曾在《水调歌头》中说：“太白乃吾祖，逸气薄青云。”作者对他评论，即发表意见，面对和议已成顷局的形势，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（浙江吴兴一带）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。结尾振起，指出要凭浩荡长风，飞上九天，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，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，对李纲坚持主战、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，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。

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冬，奸臣秦桧、孙近等筹划与金议和、向金营纳贡，李纲坚决反对，张元干闻之怒不可遏，作《再次前韵即事》诗，痛斥秦桧、孙近等主和卖国之权奸为“群羊”。李纲在福州上疏反对朝廷议和卖国，张元干得知李纲上书事，作《贺新郎·寄李伯纪丞相》。

这是一首送别词，作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。作者在胡诠遭贬后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写这首词为他送行，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以及对胡诠的深挚感情。这首词与寄赠李纲的《贺新郎》一样，写得慷慨悲凉、愤激，其忠义之气，溢于字里行间，表现了作者刚正不阿，坚持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。